原标题： 南京钟山书院：清代江南学术重镇

清雍正元年（1723年），两江总督查弼纳考虑到“江南文风极盛，士子贫寒，膏火不给，无以专心学业”上书皇帝请求在省城建立书院，得到雍正批准，在省府江宁创建了钟山书院，并获得了雍正御批“敦崇实学”的匾额。道光九年（1829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筹款增修。咸丰三年（1853年）因太平天国兵燹被废。同治四年（1865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加以重建。光绪七年（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扩修了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钟山书院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资料图)

魁然为海内四书院之冠

江宁（南京的旧称之一）钟山书院延续了近200年，是清代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省会书院之一，乃至晚清安徽巡抚冯煦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江宁钟山书院……魁然为海内四书院之冠。”究其根柢，除了建筑规模宏大及后文所论学术影响等因素之外，还有以下主要原因。

朝廷重视。钟山书院是省会书院，却一直为朝廷所关注。清初朝廷对书院加强抑制，钟山书院能够被雍正批准建立，而且是雍正王朝在江宁府唯一批准的书院，实属不易，也可见其重要地位。并且钟山书院的山长（清乾隆之后统一改称为院长）由地方主官推荐，一般需要经过朝廷的批准方能任命，也不难看出朝廷对钟山书院的把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六次南巡，都是在钟山书院举行江南省的召试，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书院能有此荣耀，可见钟山书院的地位与影响。

经费丰裕。钟山书院办学经费来源途径多元，首先它有朝廷御赐帑金，这也是其他省会书院难以企及的，如创院之初，雍正就御赐帑金一千两，还有地方官府办公经费支持，另有地方官绅捐赠所得，甚至还可以将入官充公银两改为书院运营经费，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两江总督孙玉庭就将官员刘澐的当铺没收充公，然后划拨为书院的运作经费。如此充足的经费为钟山书院人员尤其是院长的聘请、生徒膏火及其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院长优异。钟山书院对院长的选拔是高标准的，书院力求“采访有文望品望，年高而精明强固、足以诲人者为之，不拘爵秩，不拘本省、外省”，因江宁的特殊地位及书院的优厚待遇，确实吸引了不少通才俊彦执掌书院，钱大昕、梁鼎芬、缪荃孙等都为一时之名士。尤其是杨绳武、姚鼐、李联琇等人担任院长均在10年之上，院长较长时间的工作有利于保持书院的教育理念，提高人才培养的效果。

生徒广泛。钟山书院虽然是省会书院，但所接受的生徒在省籍上并不限于本省，除了江苏、安徽之外，还有浙江、山东、江西、河南，甚至还有来自直隶的。而在个人的身份上，除了来自府、州、县学的生徒外，还有举人、监生、贡士，甚至还有县学教谕等。生徒来源的多元性既增大了书院招生的规模，促进了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又扩大了书院对外的影响力。

人才辈出。钟山书院培养了一批在政界、学界声名远扬的人才，如钱大昕就是乾隆在钟山书院召试中脱颖而出的，而孙星衍、邓廷桢、戴祖启等一批政界、学界名人均在书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才走向社会后反过来又提高了钟山书院的声誉，使钟山书院海内皆知。

清代江南学术重镇

钟山书院创院伊始，在完成教书育人功能的同时，学术的交流与研究也积极开展，尤其是院长的很多学术成果往往是其在执掌书院的工作期间完成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术的推衍与演变，钟山书院由此成为江南学术重镇。

钟山书院的首任院长宋衡追崇程朱理学，作《孝悌讲义》《忠恕讲义》，将理学思想渗透到日常教学之中。这一理念在后任院长杨绳武、夏之蓉等任上继续强化，如杨绳武制定《钟山书院规约》，明确提出了“先励志”“务立品”“慎交游”“勤学业”“穷经学”等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教学理念，并得到了官方支持，乾隆年间两江总督德沛亲自在书院推广传播理学，著有《钟山书院讲学录》。乾嘉之时，学术已由以义理为要义的宋学向以考据为代表的汉学转变，钟山书院的学术风气随之也有所变化，反映了这一转向。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顾镇担任书院院长，为了提升汉学之地位，亲自作《虞东学诗》十二卷，在教学时力求调衡汉宋之学。到卢文弨担任院长期间，他更加重视汉学，“欲以《说文》救其失”“每课必卷卷而评校之”，使汉学大盛。卢文弨是校雠学大家，他在钟山书院工作期间，校书75种次，占到了其一生校书的五分之二，卢文弨在钟山书院的工作推动了其学术成果的大量产出。而钱大昕史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廿二史考异》，也是钱氏担任书院院长期间最终完成的，该书与同时代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称为清代三大考据史学名著。同时，钱大昕还培养了孙星衍、谈泰等一批汉学学者。嘉庆二十年（1815年），孙星衍在姚鼐之后继任院长，沉心于考据之学，有《尚书今古文注疏》等传世。钟山书院俨然成为乾嘉汉学的重要阵地之一。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钟山书院学术风向也相应有所改变。道光年间，胡培翚在担任钟山书院院长期间，主张不惑于科举，要“于天文、地舆、河工、水利、积贮、教化、武备、刑法、治世诸大政，无不讲明切究、熟悉于中”，不难看出，此时钟山书院的学术研究已转向以经世致用为旨归。

与教学、学术活动有重要关联的是，钟山书院藏书丰富，且版本精良。藏书有御赐的书籍，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朝廷赐予书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两年后又赐予《钦定重刻淳化阁帖》一部。也有官府为之购置的大量书籍，如书院创立之初，两江总督查弼纳就为书院购买了《十三经注疏》《册府元龟》《事文类聚》等大型图书在内的书籍31种。另外，钟山书院的一些院长如卢文弨、孙星衍、缪荃孙等本身就是著名的校勘学家、藏书家，一定程度上也能保障所藏书籍的质量。同时，钟山书院刊刻了一些重要文献，如雍正年间椠刻汤椿年编纂的《钟山书院志》，对钟山书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而《钟山课艺杂体诗》《钟山书院乙未课艺》等课艺类著述的刊刻，对教学质量的保证和学术研究的推进都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概而言之，钟山书院在学术研究上既关涉理学，又关涉经学，既关注史学，又关注古文，一批学术名家活跃其中，充足的藏书和精良的院刻本为学术的开展提供了牢固的文献基础，钟山书院学术成果丰富，洵为江南学术的重镇。

桐城派发扬光大之地

在钟山书院的发展史上，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书院对桐城派的最后定型与发扬光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桐城派是清代文坛影响最大最为深远的散文流派，思想上追崇程朱理学。其命名虽然与安徽桐城直接相关，然而其真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却是这些出生在桐城的文人在外的积极活动所致。其实钟山书院中有不少文人与桐城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担任钟山书院院长的叶酉就出生在安徽桐城，师从桐城派鼻祖方苞。“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实际上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桐城派在他手中定型，并发展为全国性的文派。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姚鼐在钟山书院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首先，姚鼐在钟山书院有两次担任院长的经历，前后合计有22年之多，并最终病卒于书院院长的任上，他是钟山书院历任院长中执掌书院最长的一位，姚鼐在书院的工作时间超长、教学与研究工作相对稳定，就能够专注投入，非常有利于姚鼐在生徒中传播或渗透桐城派的文章理念。应当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等文论最终是在钟山书院完成的。其次，钟山书院在生徒选择上要求严格，使得大量富有潜力的优秀人才进入书院学习，这为姚鼐培养一批桐城派的中坚力量做了很好的人才储备。事实上效果也确实明显，如姚鼐在钟山书院培养了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著名的“姚门四杰”，另有刘开、李兆洛、马宗琏等人都是姚鼐在钟山书院培养的优秀弟子，他们以后在政界或学界颇有声望，反过来也扩大了桐城派在全国的影响。还有一批人员如姚椿、陈用光、鲍桂星等，虽然不能获得在钟山书院正式毕业的资格，但他们仰慕姚鼐，在书院伴随姚鼐左右，成为姚门的私淑弟子，同样成为传播桐城派的重要力量。最后，姚鼐在钟山书院还刊刻了《三传补注》《国语补注》《九经说》《惜抱轩文集》等一批关涉桐城派文论或创作的书籍，这有助于树立桐城派理论的大旗，也为桐城派的文章写作提供了学习的模板或对象，有利于桐城派的稳定、发展与壮大。

由此可见，钟山书院对江南文风的变化乃至桐城派文人群体的形成功不可没，尤其是姚鼐作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地位的确立，显然是离不开他在钟山书院的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钟山书院完成了传统书院的使命，被改造为江南高等学堂，书院最后一任院长缪荃孙担任了学堂的首任监督，访聘教员，“皆取淹通笃实之士，讲求教授管理之法，实事求是，力戒袭取皮毛陋习”，培养出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物理学家张贻惠、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仁等杰出人才，书院向新式的大学教育发展。（叶文举）